在中国，一个农民的普通孩子，在我们国家的很长的时间内是没有任何途径可以走出农村的。文革结束后，从７７年开始，高考才成为一个农村孩子进城的一条独木桥。８０年代后期，个别富裕的农民也可以花大约一万块钱买一个城镇居民的身分了，看起来象是一种封建社会的赎身。许多大城市象上海广州等地可以凭借一定的投资拿到到的蓝印户口本也属于类似的做法。经济因素的介入来打破法律制度上的不合理，倒也是一种社会进步。但这一买一卖也直接体现了一种生而不平等。否则的话，为什么要买卖一种法律身分呢？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没有城镇居民去赎买一个农民身分只有农民赎买城市居民的户口身分呢？所以，农民的社会地位是一目了然的。
农民也许不能称作中国的头脑，但是无疑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如果一个民族的脊梁劳损了，折断了，头脑再聪明也不可能在别人面前站直的。虽然世界各国的工业化道路，似乎都用了牺牲农民利益这一招，但是我们的农民太多了，也牺牲得够多了。
不要以为民主真的可以治病。对于今天中国的农民，帮他们把地里的收成卖个好价钱，远远比让他们选一个总统来得重要得多。
